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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王乾榮
　　胡適於1919年寫下《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》這篇後來遭到咱們猛烈批判的文章。李大釗在與胡適商榷的《再論問題與主義》一文中提出自己的觀點後說:“拉雜寫來，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，有的稍相差異……如有未當，請賜指教。”
　　李大釗並未盛氣凌人地指責胡適“反動”。當然咱們對胡適的批判，是當時社會背景使然，不提也罷。
　　客觀地看，胡李二人觀點，均有見地。有些意見，如大釗先生說，“完全相同”，有些只是“稍相差異”而已。
　　他們二人，只是論述的切入點、側重點不同，而在“解決問題”這點上，最終達成共識。
　　是呀，談“主義”也好，討論“問題”也罷，不都為著“解決問題”嗎?不解決問題，則一切美談，純屬廢話。
　　胡適說:“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‘主義’。”他只是強調必須“少談”些主義，“多研究”些問題!
　　這一“少”一“多”，奧妙何在呢?
　　胡適如此自圓其說——
　　第一，“空談好聽的‘主義’，是極容易的事，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，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”。
　　話說得難聽點兒，比喻而已，不必計較。
　　第二，“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有心人，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。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，單會高談某某主義。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，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，如何能有用呢 ”?
　　什麼補中益氣湯、解鬱軟堅散，這些湯頭歌訣，連我這中醫外行，也會背幾首，我卻給人看不了病。
　　第三，“偏向紙上的‘主義’，是很危險的。這種口頭禪是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。……羅蘭夫人說，‘自由!自由!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’”!
　　胡適所謂“政客”，當然指國民黨。時中共尚未誕生，談不上出啥“政客”。
　　那麼，當年急需解決的“問題”，是什麼?胡適說:“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多得很。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……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?”
　　關於“多研究問題”，胡適進一步說:“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……這都是要費工夫，挖心血，收集材料，征求意見，考察情形，還要冒險吃苦，方纔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。又沒有成例可援，又沒有黃梨洲(王註，即黃宗羲)、柏拉圖的話可引，又沒有《大英百科全書》可查，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:這豈不是難事嗎?”
　　舊中國的問題，那時的人研究透了、解決妥了沒有呢?我認為沒有。
　　如今是21世紀。在新中國，可以說，“主義”已見分曉，已然鐵定。可是，問題呢——很多已經解決；諸多尚未解決；新的不斷冒出。
　　當下最令老百姓不滿者，即權力濫用、嚴重腐敗等問題。研究和解決這些棘手問題，必須來真的，而非空喊口號。
　　咱們一定在新聞里看到，很多位高權重的腐敗分子，什麼省部級，或更高級別官員，前一日在臺上大唱“反腐”高調，激情有加，聲色動人，翌日即被中紀委“雙規”!他們的“口號”挺漂亮，他們的“問題”很糟糕。這是不是一個最具滑稽的諷刺?
　　“反四風”，落於紙面，無非三個字，可真研究“四風”根由、遏制“四風”泛濫，要費多大周章——不是有“幾十個紅頭文件管不住一張嘴”一說嗎!即在強力“反四風”的眼前，有些掌權者，甚至逆向而動，邊“反”邊犯呢!
　　胡適說:“凡是有價值的思想，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。”這與習近平所說“空談誤國”，端的互為印證。
　　咱們依法治國，先像北歐諸國那樣，把權力關進籠子，把人們最痛恨的腐敗問題“解決”了，則社會主義前景，必定更加明亮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口號挺漂亮,問題很麻煩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