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王乾榮
  胡適於1919年寫下《多研究些問題,少談些主義》這篇後來遭到咱們猛烈批判的文章。李大釗在與胡適商榷的《再論問題與主義》一文中提出自己的觀點後說:“拉雜寫來,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,有的稍相差異……如有未當,請賜指教。”
  李大釗並未盛氣凌人地指責胡適“反動”。當然咱們對胡適的批判,是當時社會背景使然,不提也罷。
  客觀地看,胡李二人觀點,均有見地。有些意見,如大釗先生說,“完全相同”,有些只是“稍相差異”而已。
  他們二人,只是論述的切入點、側重點不同,而在“解決問題”這點上,最終達成共識。
  是呀,談“主義”也好,討論“問題”也罷,不都為著“解決問題”嗎?不解決問題,則一切美談,純屬廢話。
  胡適說:“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‘主義’。”他只是強調必須“少談”些主義,“多研究”些問題!
  這一“少”一“多”,奧妙何在呢?
  胡適如此自圓其說——
  第一,“空談好聽的‘主義’,是極容易的事,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,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”。
  話說得難聽點兒,比喻而已,不必計較。
  第二,“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有心人,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。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,單會高談某某主義。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,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,如何能有用呢 ”?
  什麼補中益氣湯、解鬱軟堅散,這些湯頭歌訣,連我這中醫外行,也會背幾首,我卻給人看不了病。
  第三,“偏向紙上的‘主義’,是很危險的。這種口頭禪是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。……羅蘭夫人說,‘自由!自由!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’”!
  胡適所謂“政客”,當然指國民黨。時中共尚未誕生,談不上出啥“政客”。
  那麼,當年急需解決的“問題”,是什麼?胡適說:“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多得很。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,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,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……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?”
  關於“多研究問題”,胡適進一步說:“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……這都是要費工夫,挖心血,收集材料,征求意見,考察情形,還要冒險吃苦,方纔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。又沒有成例可援,又沒有黃梨洲(王註,即黃宗羲)、柏拉圖的話可引,又沒有《大英百科全書》可查,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:這豈不是難事嗎?”
  舊中國的問題,那時的人研究透了、解決妥了沒有呢?我認為沒有。
  如今是21世紀。在新中國,可以說,“主義”已見分曉,已然鐵定。可是,問題呢——很多已經解決;諸多尚未解決;新的不斷冒出。
  當下最令老百姓不滿者,即權力濫用、嚴重腐敗等問題。研究和解決這些棘手問題,必須來真的,而非空喊口號。
  咱們一定在新聞里看到,很多位高權重的腐敗分子,什麼省部級,或更高級別官員,前一日在臺上大唱“反腐”高調,激情有加,聲色動人,翌日即被中紀委“雙規”!他們的“口號”挺漂亮,他們的“問題”很糟糕。這是不是一個最具滑稽的諷刺?
  “反四風”,落於紙面,無非三個字,可真研究“四風”根由、遏制“四風”泛濫,要費多大周章——不是有“幾十個紅頭文件管不住一張嘴”一說嗎!即在強力“反四風”的眼前,有些掌權者,甚至逆向而動,邊“反”邊犯呢!
  胡適說:“凡是有價值的思想,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。”這與習近平所說“空談誤國”,端的互為印證。
  咱們依法治國,先像北歐諸國那樣,把權力關進籠子,把人們最痛恨的腐敗問題“解決”了,則社會主義前景,必定更加明亮。
  (原標題:口號挺漂亮,問題很麻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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